刘伯承之子刘蒙:父亲曾学武功 不喜欢看战争片

原标题:专访刘伯承之子刘蒙:父亲不喜欢看战争片

刘蒙少将

在南昌起义之前,中共并不是完全没有领导武装暴动的经验。

1926年底,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刘伯承为策应北伐,调动四川军队,发起泸顺起义。起义坚持了5个月,1927年3月31日,军阀刘湘暴力镇压中共活动,杨闇公被杀害,使得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。最终在川黔两地军阀围攻下,泸顺起义失败,刘伯承离开四川前往武汉。

 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遗址,万州宝隆洋行 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遗址,万州宝隆洋行

“我们共产党第一次组织的起义无疑是顺泸起义(即泸顺起义),但它与南昌起义有个非常大的不同,就是马日事变。南昌起义是马日事变之后,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。马日事变之前,还是国共合作期间。”军事外交家、党史研究者刘蒙少将表示。

7月22日,封面新闻(thecover.cn)在北京见到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蒙少将。他向记者讲述了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的经历、弃笔从戎的过程以及解放后他与父亲相处的片段。

“刘伯温”的亮相

封面新闻:今年是南昌起义九十周年纪念,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说说刘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中的经历?

刘蒙:大革命失败以后,原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走了,就新派了一个人来,新派的这个人叫罗明那兹。罗明那兹是共产国际暴动小组的组长,专门研究暴动的。他看到(叶挺关于南昌起义)报告后,就提出了以南昌起义为起点,发动一系列起义的方案。

所以我们为什么定南昌起义为八一建军节呢,因为它是一系列起义的核心起义。原来定的方案是南昌起义以后,大家都暴动,都往广州集结,到了广州再进行国共合作和苏联援助,展开国共的新局面。当时这样设想的。

刘蒙:南昌起义真正的组织者无疑是周恩来。(起义以前)周恩来到南昌考察,发现南昌有几股部队,一个部队最大是叶挺的独立团,包括24师人数是5500人,25师接近5000人,还有蔡廷楷的一部,程潜的一部。还有朱德的300人。周恩来希望有更多部队加入起义,又去找到贺龙。

(最后商定)起义总指挥是贺龙,叶挺是前敌总指挥,在上面再成立一个参谋团,由共产党领导,是负责所有起义指挥的核心。你看那个南昌起义的指挥序列表,参谋团在最上面。然后就召集成立参谋团,周恩来就打电报让我父亲去,从武汉急速赶到南昌。周恩来给他两个任务,第一个任务说服程潜,因为他(刘伯承)和程潜私交很好;第二个任务,成立参谋团,让父亲任参谋团首席参谋长,指挥权是他,并且让他来起草南昌起义的报告。将来所有的仗也由他指挥。

当时父亲答复周恩来,“你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没法完成,程潜这个人是没法说服的。第二个事,我一定完成好。”

第一仗番台子,是父亲带贺龙的两个师去打的。番台子如果胜利意味着起义军夺取南昌的控制权。父亲很快就带领部队打胜了番台子一仗。后来还举行了庆功大会。庆功会上贺龙找到父亲祝酒,仗打得很漂亮,问题就是他一个师的师长侄子被打死了。父亲就说,“这事很抱歉,子弹不认人,打到我,我一样死。”

刘蒙:番台子战役胜利以后,成立了朱德的第九军。然后部队就开出南昌城。(出了南昌)最关键的是会昌战役,这是国民党正经拿出王牌部队来阻挡南昌起义的一场大仗。这场仗,张发奎的余部都参加了。张国焘《我的回忆》里也写了,这是第一次那个被称作“刘伯温”的人来指挥战役。

会昌战役非常惨烈。双方都是(国民革命军第)四军的,战场上互相都叫得出小名。张国焘回忆,“刘伯温”精心策划,但由于当时的地图有问题,所以赶去包抄地方部队,来晚了。因为地图上有100里,实际有150里,造成伤亡比预计大。但是会昌战役还是打胜了。

做事不能喜形于色

封面新闻:据了解,刘伯承同志和父亲一起考上过秀才,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他这段经历吗?

刘蒙:父亲和我回忆,他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。我翻辞典是1905年春,他应该12周岁(因为他12月生的)。他曾经给我回顾过这段历史。

 刘文炳亲手写的刘氏家谱,作为刘伯承幼年开蒙的教材之一 刘文炳亲手写的刘氏家谱,作为刘伯承幼年开蒙的教材之一

祖父刘文炳年轻的时候就参加过科举考试。但考的时候,被人家告了状,还罚了120块大洋。弄得非常惨。他们(告状者)说,是因为我曾祖父当过吹鼓手。我父亲告诉我,这是谣言。实际上,这个人(曾祖父)多才多艺,他会打铁也会吹唢呐。乡间做红白事,请不起吹鼓手的时候,就请他吹吹。他确实吹过,但只是会而已。

但祖父特别相信,要读书才能找到出路,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点。父亲5岁开蒙,祖父当时认识一个叫任贤书的人。任贤书是石达开的旧部,文武双全。我父亲讲他的武功非常非常高,书也读得非常好。祖父和这个人很谈得来,就把我父亲背去(找任贤书)。父亲那时候很小,就不愿意去,闹,把我祖父脖子都抓破了(笑)。祖父也很倔,把他放在那儿就走了。这样我父亲就开始读书了。

父亲读书读得非常好,所以在任贤书的推荐下参加科举考试。祖父就带父亲去开县考试。他记得在开县周围租了一个很小的屋子。祖父是陪考,他就想看看任贤书讲父亲这么好,父亲到底有没有这个水平。

当年秀才要考五轮,你只要五轮都榜上有名,就是过了。发布成绩不是分,是多少多少团,也叫圈。前几轮考完发榜那天,父亲和祖父一块儿去的,他的名字很显眼,就是二团头一名,就是第二等成绩的第一名。父亲高兴得直蹦,听见祖父喊他,回头一看,就看到祖父满脸不高兴。他想怎么了,是不是没有找到祖父的名字,他就往下看,看到祖父考了第十四团多少名。他就想是不是爷爷没有考好,不高兴了。

祖父就一把拉着他回租小房子里去了。一进门,祖父就抱着他跳。高兴的要死了。祖父就告诉他,我不是不高兴啊,我告诉你,你一生中想要做大事,不能喜形于色,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。

结果这次又被人告状,说刘文炳违典考试,他儿子又违典。 实际上他们没有考完五轮考试,就被人赶出来。这件事让父子二人愤愤不平,觉得清朝(典制)太不合理 ,这样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。回去父亲问祖父怎么办,祖父说还得读书,就去读了洋学堂。

刘蒙:这样本来读的旧学,现在就读上了新书。父亲记性很好,开学第一堂课他还记得,他说我们就开始学《新三字经》,就给我背,开头是“东半球、西半球、欧罗巴,亚细亚……”(笑)这时候,他就开始接触很多新的思想,认为满清是不行的。

 1920年,刘伯承供职于川军时留影 1920年,刘伯承供职于川军时留影

走向革命

封面新闻:鲁迅曾因一场幻灯片放映而触发弃医从文的念头,刘伯承同志当年弃文从武的时候,有没有这样的瞬间?

刘蒙:这个问题很深,我从我理解的角度给你讲几个事情。祖父在父亲14岁的时候走了(去世),我小叔叔成了遗腹子。这里面就有很多感人的事情。

祖父一家六兄弟,他的天赋最好,就选了他去读书。他作为刘家读书的苗苗培养起来。他是老小,身体不太好。兄弟六个分家,他分得最少。另外,也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,种地的水平就差一点。(笑)

父亲小时候很有个性。祖父去世以后,兄弟就来要债,把地也都要走了,所以家里就变的非常穷。奶奶把四叔生下来以后,没有钱养,就送给远方亲戚养。父亲回家以后问,弟弟怎么不在了,奶奶就说给人了。父亲二话没说,扭头就走了。他跑去那个亲戚家把弟弟抱回来了。

一进门就跪在奶奶面前,就哭了,说,“我发誓,我来养。”那时候14岁。奶奶就答应了。父亲小孩子干活干不过大人,就去很远的地方挑煤。每次挑完回来都特别晚,奶奶就站在一棵大黄桷树下面等他,每天都在那儿等他。

日子过得非常不好,又赶上灾荒年,就只能吃观音土。后来我父亲特别讨厌吃红薯。因为吃观音土,便秘,只能靠吃红薯来解决。17岁那年,就去当了半年警察。这就迫使他辛亥革命出去了。

实际上他对满清有种认识,他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很不公正。他为了推翻满清就要出走,那时候弟弟们也大一点了。奶奶跟他说,要走可以,先结婚。结果他结了婚第三天,还是第四天就走了。这也是父亲告诉我的真实情况。

封面新闻:是吴玉章带他接触到共产党的吗?他后来又如何投身共产主义的呢?

刘蒙:他当时养伤,住在成都剪子巷,我后来去找这个地方,没有找到。因为前线形势很糟糕,熊克武三番五次来找他,他很烦恼。这时候就认识吴玉章,就让吴玉章给他找个房子,搬到五通桥去。他跟我讲,他买了一房子书。他决定在这里好好学习看书。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二十四史的事情,我估计就是在五通桥这段时间,下功夫读书时候想出来的。

他这段时间和吴玉章来往很多。杨闇公是吴玉章带来见他的。杨闇公请他加入(中国青年)共产党,他觉得不能“见到旗帜就拜倒”,他说“我对共产主义要进行深究”。他这个时候跟吴玉章谈,谈了以后他决定要和吴玉章一块儿去考察一下。

 杨闇公日记中称,“使此人得志,何忧四川” 杨闇公日记中称,“使此人得志,何忧四川”

父亲跟我讲,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吴玉章带他去见一下孙中山现实,他一辈子革命一直就是信仰孙中山。孙中山有很多政治顾问,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。吴玉章就跟他说没问题。这样他们就出川了。

出川以后,他听说熊克武败北了。熊克武在四川站不住了,要去广州。熊克武驻扎的地方离他不远,他就跟吴玉章说,我还是要去见一下熊克武,把我要说的话说清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(笑)

熊克武见了他就问他怎么不回来,意思是还要我父亲跟着他干。父亲就跟他说,“我来不是跟你讲这些的,我来是跟你讲一个事儿,我闷在心里多年没跟你讲。你在川中败北,是早晚的事儿。因为你搞的那个不是三民主义的革命,你搞的是那是小集团,你搞是十人团,你搞那个十人团得罪了将士,得罪了四川老百姓,你是一定要败的。”把熊克武气的够呛,然后他就走了(笑)。

然后,他和吴玉章赶到广州,正好赶上五卅运动。这个运动本身给他一个强烈的刺激。结果孙中山没有见上,孙中山北上了。吴玉章说没关系,我带你去北京见。他们又去北京,就在北京见到了赵世炎。赵世炎当时是共产党北方局的负责人。他们和赵世炎在北京谈了很多。

当时,杨闇公和吴玉章已经在四川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。在北京他们又和陈独秀有了接触。吴玉章就把(共产党成立的)消息传给了杨闇公。杨闇公同意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他(刘伯承)也就在这时信仰了共产主义。

刘蒙:其实他当时想法之一是去清华再读一点书,增加对国际的了解。他后来跟我说,我没有上成的大学,让你上了。因为我是清华毕业的。(笑)

 刘伯承同志身前用的书桌 刘伯承同志身前用的书桌

白马悍将

封面新闻:据了解,刘伯承同志一生戎马负了很多伤,最严重的就是早年革命,子弹穿过右眼致残,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时期的经历。

 1915年,未受伤之前的刘伯承 1915年,未受伤之前的刘伯承

刘蒙:他自己有记载的,负得比较重的伤有9次。实际上有些小的他就没有记了,9次就是他身上打个窟窿的这种。比较重的一个是眼伤。(护国战争时期)丰都战役,他实际上头部中了两弹,第一次从头盖骨打过去,他让我用手摸,头盖骨这里有个槽。我去采访过,确实给他包扎了,第二次又上前线,子弹从这里(太阳穴附近)进入从眼睛里穿出来。人脑袋没有多大,他一次战役就负两次重伤。还有一次就是腿部负伤,差点把腿失去了。这个时候,他已经是东路军总指挥了。

1923年有一场大战,他们叫(川军)一、二军大战,也是熊克武和杨森、刘湘争霸四川。一军是熊克武的嫡系部队。熊克武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但懋辛,两人关系很好。但懋辛是熊克武的第二把手,也是他的参谋。熊克武不在就是但懋辛来代(理),他也是一军的军长。

一、二军大战,熊克武请父亲做他的东路军总指挥,但懋辛西路军总指挥。但西路军进展不力,一直是东路军在前面打。打到大足(县)的时候,他负伤了。一枪打在股动脉上。

 1950年,刘伯承在照片后题写丰都战役受伤经过,赠邓小平。 1950年,刘伯承在照片后题写丰都战役受伤经过,赠邓小平。

父亲给我回忆,他年轻时候喜欢骑一匹白马。腿打伤以后,一看到白马马背上全是血,再一看腿,血滋得好高。他就拿手自己摁着。部下来了拿布给他使劲系上,压迫止血。就把他往成都送。成都是一个法国医生给他治病,开始给他说要截肢,但他已经有生命危险,怕他在截肢过程里坚持不住手术,可能出事,就停止截肢了。这以后,没想到竟然消炎了,伤口还长上了。但他自己就发现一只腿萎缩了,变得很细。

好赖是长上了,他就要出院,因为前线战事很急。大夫就送他一个拐。我父亲就把那拐给扔了。大夫说你怎么不要,父亲就说我一定能痊愈。大夫说你不可能站起来,还讲这(拐杖)可能要伴随你后半生的东西了。我父亲就是不要。

(养伤期间)他就天天在家练功。他小时候跟任老师学过武功。那代人不会武功是没法打仗的。所以他天天就练腿。讲究钩、踢、平、落,脚在勾起来向上踢,然后再平着落下来。

他说那时候一天就两个事,一个是看书一个是练腿。结果慢慢他就看着自己腿又丰满起来了,他知道是个好现象,他就更加大训练难度。他高兴,腿就长起来了,慢慢两条腿一样粗了。后来检查,他把支动脉练粗了,支动脉血管变成主动脉血管。

刘蒙:后来呢,他跟我妈妈结婚。结婚十来天就遇见敌军轰炸。当时他们正在行军路上,两人都被扎伤,都伤在腿上。他们那个时候条件很差,弹片就没有取出来。后来火化的时候,我和妈妈去收他骨灰,骨灰里仍然有弹片。

刘蒙:后来我做了一辈子军人,才真正知道只有一个眼睛在军队里是多么不容易。

总参谋长教《孙子兵法》

封面新闻:您是解放后(1952年)出生的,哥哥姐姐都出生在战争时期,应该说您是跟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。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,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?有没有给您一些指导?

刘蒙:我可以跟你讲一些生活中的小例子,那一代人和现在很不一样。父亲他有一个办公桌,办公桌右边的抽屉里,放着他领的单位的信封信纸和用品,这边(左边)这个抽屉是私人的。他有一天叫妈妈,“汪荣华,我自己的信封信纸没有了。你下午给我买点儿去。”

他所有私人信件,写字练字,不用这边(右边)的信封信纸。公家是公家的。

刘蒙:他生活也很有趣。他老了的时候,睡眠也比较少,每天早上就是 准时5点钟起床。然后第一事,打一套他自己编的拳。主要是锻炼身体每个部位。第二个是,读外文(俄文),拿一本书在走廊里大声朗读。我后来当翻译也当了几年,为了翻译的流畅也每天早上起来读,那是为了工作。他一个老人,也没有人让他做翻译,我心想他每天念什么,声音还挺大的。念完了,开始写毛笔字。写完字就可以吃早餐了。

刘伯承生前使用的俄中辞典《露和辞典》刘伯承生前使用的俄中辞典《露和辞典》

每天早上这几件事,从来不变。还有一个习惯,每天晚上坚持听外电广播。直到他眼睛看不见以前,每天都这样。他真的很爱学习。

刘蒙:我那天还想起个事情。因为我前面几个姐姐在那个年代,(父亲)都没有时间,也没怎么管他们。我大概到上小学前,父亲有一次跟我说,“几个大的呢,都学了俄文,我也没怎么管。你们两个小的,我来给你们选,选英文。他说,世界上大概有百分之六的国家可以用英文沟通。”这个数字,现在统计肯定很不一样了,但在那个年代很难得。他说,“学一门外文,就是给你打开一扇窗户,看到另外一个世界。”所以,我后来把英文念通了。这个真的收获很大的。

其实,我觉得教育最重要是身教。有很多事并不在于他给我们讲很多讲理,但是他做一些事情或者,他在你学习期间给你一些帮助,这个影响是深刻的。1967年,他在南京,那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,我陪在他身边,他说,“刘阿蒙,你们学校也停课了,我给你上课吧。”我说,“上什么啊,爸爸?”他说,“我给你上《古文观止》。”

他给我选了103篇文章,告诉我这些一定要会背。对我终身会有帮助。“你背,我听,你不会的我告诉你。”我吓坏了,他看不见了,就让我背。背不对就给我纠正。真把我震住了。每句话都是他亲自讲解。

 刘伯承生前使用的俄中辞典《露和辞典》 刘伯承生前使用的俄中辞典《露和辞典》

比如《刘侯传》,《辨奸论》,他在讲解中,给我很多教育。这不是空洞的教育,他一边讲解,一边教给我他怎么看事物。比如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”我(后来)看事物的发展,都是从他讲 《辨奸论》里学来的观察事物发展的规律,想好好的处理事物,必须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,你才能预测未来,你才能够防患于未然。

刘蒙:还有《孙子兵法》。他并不是教我如何去打仗,他给我讲的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,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。他觉得《孙子兵法》就是从一种哲学的高度去论兵争,完全跳出了使一些具体的小技。

比如,他讲孙子讲胜不可求。就是说实际上越是想求胜,就越容易失败。怎么把握事情的结果,在用兵中获胜,你是要对事物和兵争的本质把握。只有你先求不败,先去了解军事问题中的发展规律,我根据这个发展规律,因其事而利导之,就取胜了。不是你硬要往另一个方向去扭转这个事物,你扭不转的。

封面新闻:据了解,刘伯承同志晚年很不喜欢看战争片是吗?

刘蒙:是的,他不喜欢看战争片。他晚年有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。

(本文图片由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。特此鸣谢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对本次采访的帮助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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